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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毅国的博客

悠悠东方文化,随州就是源头。以专家的学风研,以政治的激情谈,以散文的笔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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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当过知青、工农兵学员、乡村教师、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文化艺术研究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随州市文联副主席、曾都区人大副主任,现为随州市政协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随州市委党校客座教授。著有报告文学集《汉东风流》《人生如此辉煌》散文集《汉东名胜纪行》小说集《树神》历史文化散文集《随州之梦》。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等各类文章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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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魂(四)  

2010-11-22 16:14:04|  分类: 我的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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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如此不厌其繁地阐述人际关系,是在寻求人类间最为和谐、对称、平衡、稳定、圆融的境界。世界万事万物是存在矛盾的,在矛盾冲突面前,是“争”还是“和”,炎帝神农时代的稻作农耕的劳动实践,发现“和”能聚集族内的力量,获得最大的收获。比如平整土地,修筑堰塘,一家一户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但人多了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土地的平整及堰塘的修建。族内凝聚是要协调各类利益矛盾的,在矛盾面前,是“争”还是“和”,人们还逐步发现,“争”有代价,“争”有危害,而“和”虽然有成本、但“和”的收益大。于是抑制了“争”,选择了“和”,晓得“争”不是真正的文明,因为连动物都会“争”,懂得“和”才是人类的大智慧。人类能够总结历史思想,反思“争”的代价,思考“争”的危害,尽可能地协调各类利益矛盾,不让“争”有条件、有环境、再制定约束“争”的机制,让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和”的状态之中。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下昭对百姓鳏寡孤独贫穷之人赈贷,又下昭规定对老人的慰问,要发放布帛酒肉,地方官员必须亲自送到。翌年,他再下昭举贤良方正必须能直言极谏,指责施政的弊病。也就是说,进入干部队伍必须是知道社会和谐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文帝还在春耕时节举行实耕仪式,鼓励农耕,当粮价下降时,文帝又提出上涨粮价,对向国家提供粮食的人予以奖励。送粮到边境600石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达到12000石可获一等爵。公元前157年,汉景帝沿袭了文帝的这些政策,并鼓励人多田少的人可以迁移到耕地多去耕种。国力的强盛,让汉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有了威慑和招抚的基础,数次与匈奴的和亲,数十年与北方匈奴没有大的战争。南奥赵伦数次北上,与汉王朝相抚。文帝写了一封态度诚恳、措辞谦和的信派使臣陆贾送给赵伦,语重心长地对赵伦说战争“得一亡十”,得到的极小,危害极大,唯有“和”,汉民与奥民才可以得到安宁。赵伦受到感动,盟誓永做西汉朝廷的藩属,南方边境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安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裕强大的时代,史称“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的,因而在唐太宗的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将领,还有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重要人员。这各种政治力量,如何进行重新组合。他主张“惟贤是与”。就是说,只要你有才,不论你是哪一种政治力量的人,都可以得以重用,没有亲疏之别。于是大量人才聚集在了唐太宗周围。象房玄龄、杜如晦这些骨干得以重用,他们有才,又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这很好理解,但魏徵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裴矩是隋炀帝的宠臣,但他们敢于直谏李世民,都受到了重用。

朝庭和谐了还不够,还必须与老百姓“和”,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政要》说:“为君之君,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胞腹而身毙。”为了不误农时,李世民把太子冠礼的日子从春耕的二月改到农闲的十月,他认为这是“农民甚要,不可暂失”。足以说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他还制定了许多有利益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

李世民对少数民族,则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贞观8年,汉军大败突厥后,对于突厥的8万汉民,李世民没有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回。他觉得少数民族都是没有中华民族的子女,“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

有了李世民的朝庭和、百姓和、民族和、就有了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

东方之魂(四) - 包毅国 - 包毅国的博客现代学者考证,创造“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并不是纯正的汉民血统,而是鲜卑族的后裔,但想一想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但谁不承认他们都是东方的优秀子孙呢?公元17世纪,土地的大肆兼弃,官吏的疯狂掠夺,宦官专制已把社会和谐的根基完全破坏,朝庭内的东林党和宦宫集团矛盾冲突激烈,百姓的民变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西北少数民族和云南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已不可调协。正宗汉血流的明王朝终于把中国历史推进了一个死胡同。

继承这个政权的是偏居中国一隅的满族人,但这个强悍勇猛的民族打下了中国江山,同时也象当年的黄帝认同精细农耕一样,全面接受了中华文化。清的康熙皇帝不修长城,他认为保国安民不在城而在人心。能“修德安民”,就是在人心中筑起了一道城墙,所谓“众志成城”。他利用“木兰围场”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诚恳地邀请黄宗羲、傅山、李顒入朝为官,虽礼仪有加,终被这些柔弱的文人所拒。他们表面的柔弱却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坚韧和顽强。他们认为,文明是不可能和野蛮搅在一起的。反清复明一至延续了多少年。然而,对中华文化的专注和深情的康熙终于以自己精神的强健化解了这场对峙。正是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才有了一个“康乾盛世”。

19世纪中时,强势的西方以一场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异质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促使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上出现了问题。东方文化关注最多的是群体的人,人们发现这种关注,忽视了人的个性,创造能力。把稻作农耕需要灌溉而产生的协作,进而需要规则和制度来约束,从属关系和处于领导层的控制力量认定为“专制”。这种“专制”是“吃人”的。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全面的声讨。这场痛心疾首的批判终于推翻了旧王朝,让人民掌握了政权。也动摇了东方文化的基础,但“新文化”是什么,人们处于惘然之中。

1978年,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求生存的欲望让小岗村20个农民以契约的形式分田了。1979年,小岗村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所幸,稻作农耕的务实精神尚未被“新文化运动”完全摧毁。一个睿智的老人毅然支持了这20个农民的创造。中国的改革从此全面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由“争”向“和”转变,民族内活力空前迸发,其间虽有许多曲折,终向“和谐”本质走近。一个民族的富盛指日可待。

纵观中国文明史,炎帝神农创立了稻作农耕,为了凝聚族内的力量,形成了稻作农耕的精神和原则,这是中国文明的起点。阐述这种精神的人就是圣贤,能很好运用这种精神和原则的人不是英雄!中国历史实质是一部“和谐”发展的历史。东方文明从内容到形态都没有多少玄奥艰深的体系,而是一种很诚实、很自然的伦常规则和制度,当它们渗入民族的精血之中,就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和约定俗成。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会自觉地去遵守这些规则和制度。这是人性的一种高贵,坚守这份高贵,你就可以获得大家的认同,别人的尊重。反之,人们就会认为你粗鄙庸俗,大家就会唾弃你。小到一个家族,大到一个朝庭,你去遵守这些规则和制度,可能会有许多牺牲和奉献。人的个性,可能会被抑制,消融在这种遵守之中,遵守是一种责任,一种崇高。

这种文明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词组来概括,诸如:务实、求真、集权思维、集体主义、民本意识、安土乐天、中庸之道、尊老爱幼,坚毅顽强......但中华文明的文化选择是在求生存,求发展的环境形成延续发展,只要有利于族内的凝聚,爆发巨大的力量,这种文明就会去自然地作出选择。它不在乎你来自何方,只要你对这个民族有用,比如佛教来自印度,中国就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但也把中国的亲情伦理揉进了佛教,不让佛性整体浸蚀中华民族的灵魂。因此,中国的佛教与印度的佛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有了这种接纳,才让中华文明有了“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因而这种精神和原则让中华文明具有了内在的弹性和张力,使得我们能不断地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以充实和营养自己,让自己处于一种成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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