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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毅国的博客

悠悠东方文化,随州就是源头。以专家的学风研,以政治的激情谈,以散文的笔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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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当过知青、工农兵学员、乡村教师、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文化艺术研究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随州市文联副主席、曾都区人大副主任,现为随州市政协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随州市委党校客座教授。著有报告文学集《汉东风流》《人生如此辉煌》散文集《汉东名胜纪行》小说集《树神》历史文化散文集《随州之梦》。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等各类文章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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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音和合(三)  

2010-11-22 16:34:48|  分类: 我的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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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刚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在随州驻军某师部礼堂演出,这是深埋地下2400年以后面世的第一次响动。说实话,我没亲耳聆听这次响动。但我可以想象,深埋2400多年以后的第一次惊人的声响,必然是那么追魂击魄。这种深邃是一种历史的厚实,丰满和震撼。商以前始有钟为陶制,这种陶钟,并不是纯粹的乐器,还有实用性质。到了“青铜时代”,才有铜钟的青铜钟,钟的音乐功能才凸现出来,商代完成了单个铜钟发展到成组编钟的飞跃。但这种完成非常简单,多数是三枚一组,少有五枚一组,其音阶序列是十分简单的。至西周时,这种编制无大的变化,只是大型歌舞的伴奏乐器。到春秋战国,编钟编制才日臻完备,制作技术亦日益精密,成为我国敲击乐器的鼎盛时期。秦以后,编钟的制作技术和编钟的形制发生改变,钟体由扁圆变成正圆,钟由双音而成为单音。所以宋代科学家沈括有“钟圆声长,钟扁声短”的感叹。现代声学原理证实,圆钟“嗡声”很长时间难以消除,而扁钟两侧的棱角在“嗡音”的振动中起着阻厄和快速衰减的作用,这就避免了钟的哄鸣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秦代以后,编钟黯然退出了中国音乐序列。2000多年后的这次汇报演出,世界音乐史才出现了奇迹,钟又回到音乐的序列。

钟鼓磬这些敲击乐器,其出现、成熟早于旋律,我对音乐没有精细的研究,但我感到,音乐是由节奏和旋律两大元素构成的。而这两大元素是有形的,节奏的声响是块状的,旋律的声响则是线状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八音”属于敲击乐的就有“金石革木”四类20余种。其中,钟鼓磬的声响在块状中有一定的旋律性,同时,因为它那种块状的坚实威严特性,必然成为早期音乐的主体。人类社会从蛮荒走来,首先能享受到文明的是贵族群体,这个群体是支撑人类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贵族是商周社会立国的基石,这群王公贵族欣赏的音乐就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主体。这个群体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他们受到了良好的礼乐教育,自然有一种矜持傲慢的风度,而钟鼓磬的响声虽没有旋律上灵活和敏捷,但它却有一种从容的、矜持的、庄重的、威严的、凝重的、肃穆的节奏感和穿透力。这是所有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所不具备的。因而钟鼓磬自然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主体,也是商周精神的先秦音乐的灵魂。这就是说,音乐是与时代和合的。如果不了解商周的时代特色,是难以体悟出钟鼓磬的精妙。“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层次,音乐形成与时代的“和合”是表层的,而先秦音乐的“礼乐”精神与商周的仁德、修身,保民相符才是最深邃的内涵。

文化是一种人生。文化进入生命,就有情感意义,才能显现出充盈的生命力。时代进入秦汉,王公贵族的地位开始下降,士农工商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因而钟鼓磬退居到了其次的地位,而吹管这些能充分展现旋律的乐器开始发展完善,成为音乐的主体。世俗的士农工商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而吹奏乐器的箫、笛、管、笙的声音亲切和婉,韵律悠长,特别是吹奏乐器小巧的形制,绵长的乐声以及灵活的演奏方式,正好符合士农工商的世俗心理需求。因为秦的建立,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战乱纷争,“文景之治”以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国力恢复,百姓的生活也逐步改善,此时,中国人重视生命享受的潜意识渐渐苏醒,这时,人们再不需要那种庄重肃穆充满宗教气氛的钟鼓磬华贵声响,而充满人情味,轻松快乐的旋律强的吹奏乐器,就成了汉晋的音乐主体。

大音和合(三) - 包毅国 - 包毅国的博客cript%22%3B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28%27head%27%29%5B0%5D.appendChild%28s%29%3B%0D%0A"<“玄武门”事变,让李世民开始了“贞观之治”,他以“和合”的思想治国,东西会通,求同存异,终于创造一个最伟大的王朝。这个王朝以高屋建瓴的视角,以囊括六合八荒的襟怀,纳八面来风,迎九天流云……一个强健的王朝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峰巅。音乐在这一时开始追求色彩的富丽堂皇。大量弹拨乐器这时日臻完善,上古时期的琴、瑟、筝到这时得以发展,汉晋引进的琵琶,三弦也开始普遍使用。严格讲弹拨乐器的出音方式与敲击乐器相同,击、弹一次出一音,但钟磬的那种沉稳持重,从容华贵的音响气度和风格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乐器。琴瑟筝虽古已有之,也是一拔一音,但明显没有琵琶那种音响的密度和音色的亮度。弹奏的灵活,轻巧,迅捷,方便,表现力的丰富,风格的多样,为弹拨乐器表现盛唐自由的思想,开阔的胸襟,时代的精神,生命的意识提供了完美的载体。如果说商周的敲击乐器是奠定了中国音乐的节奏基础,秦汉的吹奏乐器完成了旋律的开发,那么,隋唐的弹拔乐器则是对节奏的进一步深化。尽管它难以取得商周、秦汉那些乐器的巨大成就,但它完成了音响色彩的繁富和铺饰。特别是琵琶的音响那种细腻,辉煌,富丽,繁褥,而又色彩丰厚的效果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琵琶行》中那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措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音乐已从商周的凝重深厚及汉魏的典雅,古朴走出,走进了多彩多姿的都市生活和自然意境。这就是一种盛唐气象。琴瑟筝弦(三弦)阮所有弹拨乐器都在这时期得以发展,这些弹拨乐器的音响效果,既保留了商周时期的从容,矜持,洪亮,厚实,饱满,又通过多变的演奏技巧,获得多彩的音响效果,这种繁富密丽的音乐色彩,正与盛唐的繁荣气象相和!

弹拨乐器是对敲击乐器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完成了对音乐色彩繁荣富丽化的追求,提高了音乐在色彩上的表现力;那么,当历史走进明清,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音乐又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呢?

北宋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这就是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就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市场所在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市民阶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得以体现,也就是金钱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市民可以在转眼间居于高位。商人的地位得以提高,吸引了更多的人从商,旧有的体制开始被破坏。明学都汪道昆认为学儒和经商是人们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他们又成了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这个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必然对中国音乐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对自我的肯定,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对奢侈生活的享受……而拉弦乐器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个群体的需求。象二胡的细腻缠绵,京胡的粗狂豪放,高亢激越,坠胡的奔放,热烈,浑厚,饱满,板胡的嘹亮,清脆,坚实阔远……这类拉弦乐器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第二轮发展。中国音乐的第一轮发展节奏和旋律的奠定,第二轮则是节奏和旋律深化,这类拉弦乐器则是对音乐旋律韵味的追求。这表明中国器乐体系已经完备,这种完备既符合音乐发展的需求,也是明清时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体现。

我不厌其烦地阐述音乐器物中积淀的历史内涵,是因为中国音乐中的每一件乐器都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史的物质。不要说去聆听,只要你看到编钟,编磬和鼓,你就与商周时代的宗教氛围和贵族气度接通,只要你见到弹拨乐器,你就会置身于那个气象万千的盛唐……正由于乐器内藏着文化,历史,美感,个性,我们只有破译了其中的内涵,才能对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魅力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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